傅汉洵 / 口述 朱婷 / 撰文

　　傅汉洵，1941年11月生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丁宜市，后迁往先达，籍贯中国广东潮阳海门镇。1959年12月底启程回国，1960年5月加入广东省羽毛球队。退休前任中国羽毛球国家青年队副总教练、广州市体育局羽毛球队总教练等职，培养出吴迪西、关渭贞、劳玉晶、林燕芬、谢杏芳、张洁雯等多位羽毛球世界（奥运）冠军。

　　因为腰伤和膝盖伤，我已遵医嘱，多年不再打羽毛球。路过球场时，就远远看着，也是津津有味的。

　　伤痛会伴随着运动员的一生，我也没有例外，只是有遗憾。

　　傅汉洵夫妇近照

　　因球结良缘

　　回国时，我孑然一身，一腔热血只为心中的羽毛球梦想和中国羽毛球事业。幸运的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收获了人生的宝贵经验与财富，还找到了知己和相伴一生的妻子。

　　我的妻子曾秀英祖籍福建，是马来西亚归侨。1960年我正式加入广东羽毛球队时，她已经是一名“老队员”了。在生活与训练中，她对我悉心帮助；慢慢地，我也不由自主地喜欢上这个直率、刻苦、勤快的姑娘。

　　感情何时萌芽，什么时候“走在了一起”，都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时我们会一起从队里出发，走到广州市人民中路的一栋旧楼里，去探望她父亲的好友——李挺一。李公公（秀英称）一家居住的房间拥挤逼仄，却总愿意留我们在家吃饭。他是秀英“娘家人”中，第一个认可我们关系的。

　　在队里，我们却成为了生活检查会上的“靶子”，常被要求做自我检讨。可我们觉得“冤枉”，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只是有了好感，在生活中有更多主动的接触，相互关心而已。秀英脾气直，她挨的批比我还多。

　　1970年五一劳动节，我和秀英终于结婚了。那年年初，我们步行到射击场的一座两层楼下，楼中有几间空房，秀英看到广州市体委人事处处长毕敬清，就问道：“毕处长，这些房子能不能住人呀？”“能呀，你要不要？”毕处长笑闹着说。“要！当然要！”秀英迅速回答。毕处长认真了起来，让我们以结婚的名义打报告，很快获批。我们终于有了单独的住房。

　　全家福

　　尽管那是一楼的一间空房，几乎没有家具；尽管睡的是4条长凳架起的一张床板；尽管那里颇为荒凉，蚊虫多，但那是我们的家，我们在那里拥有了2个女儿，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傅汉洵在原市体育馆训练馆内向学院讲解步伐

　　遗憾转场

　　1969年，广东羽毛球队训练恢复，我欣喜不已，准备大展拳脚。可1970年下半年开始，腰部疼痛逐渐严重，后来下肢也开始发麻、疼痛。医生说，我的身体无法再承受大运动量的训练了，如果继续坚持很可能导致瘫痪。

　　医生的话犹如晴天霹雳，生生地砸在我脑子里。父亲的期望，家人的骄傲，我的梦想、汗水、努力……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成了空。时也运也命也，我最终还是没能站在国际羽毛球大赛的领奖台上。我痛苦了整整三天三夜，最终只能接受现实。

　　那时，妻子筹办的广州体育馆体校羽毛球班正缺人手，在心爱的羽毛球面前，别的选择都无法抗衡。我最终还是和妻子搭档，加入创办广州体育馆体校羽毛球班的行列。时代不同了，或许在下一代的身上，我们这一代未竟的梦想可以实现！

　　那时羽毛球还是“贵族运动”，普及率很低，在广州几乎找不到有羽毛球基础的少年儿童。我与妻子只要有空就往小学跑，重点针对此前广东羽毛球队发展过一批对羽毛球运动感兴趣的中小学体育老师们。后来，我们常去的几所学校都成为了广州市具有羽毛球特色的学校。

　　那时，每周一天，老师们来到体育馆接受培训，再回去向孩子们传授。老师们会将体育馆练坏的残旧羽毛球捡回去，给学生们练习使用；后来还听说有的老师动员孩子们从家里拔鸡毛、鸭毛，以修补残坏的羽毛球，为此甚至惊动了家长，担心孩子们是要做什么坏事，急忙前去了解。

　　小运动员们在傅汉洵家做游戏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何况是从小的耳濡目染。几十年后，羽毛球运动在广州蓬勃发展，广州成为世界羽毛球顶级赛事“大满贯”第一城，良好的群众基础和运动普及率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1973年，广州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成立，羽毛球是最早的项目之一，我与妻子是第一批羽毛球教练。广州原五十六中的礼堂被安排为羽毛球和乒乓球的训练馆。那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礼堂，水泥地面粗糙不平，头顶的石棉瓦“弱不禁风”，门窗破败，冬日里冷风呼啸而入，还能在里面打旋儿。

　　校方在我们的要求下，“修理”了门窗：将窗户都封了起来，原大门找回，勉强维修使用。到了夏天，不通风却装着大功率灯泡的礼堂就是一个“蒸笼”，广州酷热天气下，馆内温度可达40℃。

　　傅汉洵在中心体校悉心指导中心体校学员

　　我们就在这样的训练馆以惊人的意志力坚持着。1975年夏天，时任上海羽毛球队教练蒋永谊专门来广州，想向我们“取经”。他来到礼堂后简直傻眼了，才几分钟他便汗如雨下。他认真地问我：“你们就在这里训练？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可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在全国同行中脱颖而出，向许多专业队伍输送了人才。甚至在1977年全国青年羽毛球赛团体赛上，依次战胜了上海、福建和湖北等6支专业队伍，成为赛事上的一个特殊“现象”。1978年，全国业余训练和推行《国际体育锻炼标准》工作会议举行，我与另外3名体校教练员一同获得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1978年12月，由于我们的出色成绩，广州市正式获批成立羽毛球队，这是全国第一支市一级专业羽毛球队，它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傅汉洵赴新加坡时，被寄予厚望。当地华文媒体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国际赛事”再立威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门敞开，我与汤仙虎、林丰玉受国家体委指派赴澳大利亚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羽毛球教学。在第一站帕斯，当地羽协官员接待我们的时候，态度傲慢轻怠。在第一节课上，羽协官员表示，他们平时也有印尼的教练带队，不知道我们的水平与他们相比如何，希望我们与曾是印尼国手的两位教练来场比赛。

　　彼时我因腰伤已退役多年，汤仙虎也正逢身体不适。但大局面前我们毫不怯场，说打就打。于是，中印两国的前国手在澳大利亚帕斯“狭路相逢”。这荣誉之战我们打得很激烈也很过瘾，最终击败了对手。这看似一场简单的比赛，却是我们退役后的一场国际比赛。我们再一次为国争了光；更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羽毛球运动员“无冕之王”实至名归。

　　后来，我还被指派到新加坡执教，并助力新加坡选手黄循杰在1983年第十二届东南亚运动会上击败“世界羽坛霸主”印尼队的多名选手，夺得新加坡在东运会史上第一枚羽毛球金牌。据说，这是新加坡羽毛球馆建馆50多年来，第一次有本土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主场夺冠。那天，为了这次胜利，他们史无前例地奏响了3次国歌。我与有荣焉。

　　……

　　2003年，我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作为教练的羽坛生涯就此结束。在我和秀英培养的运动员中，产生了6位世界冠军（其中1名奥运冠军）。父亲对我的期望，对中国羽毛球的期待，幸而在他们的身上都一一实现了。

　　1985年，傅汉洵夫妇与爱徒吴迪西、关谓贞、劳玉晶获得尤伯杯后的合影

　　我从印尼漂洋回来，为之拼搏了、奋斗了、见证了、更成就了，其间有无数血汗、有刻骨遗憾，有至上感动与激情，有友情、爱情、亲情……此生何其有幸。

　　参考资料：傅汉洵/口述 刘晨/整理：《赤子情·羽球魂——傅汉洵回忆录》，南方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