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祥，印尼归侨，1936年出生，曾在云南省体委任羽毛球队教练、运动员等职，并协助国家羽毛球队训练工作；1977年起，受国家体委指派，赴墨西哥、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国的国家羽毛球队任教。

　　口述 | 杨振祥

　　撰文 | 朱婷 林小宇

　　圣塞巴斯蒂安位于西班牙北部，与法国接壤，这里的海景风光秀美，以往总是游客如织，现在却变得冷清了。近来，我执教的羽毛球俱乐部也暂停了训练，只能待在家里，从电视上看羽毛球赛。

　　60年来，为了羽毛球，我辗转多个国家与城市，似乎第一次与球场分离这么长时间。

　　01

　　1960年6月8日，我在哥哥的陪伴下，从印尼中爪哇的日惹，乘车来到三宝垄，在那里独自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码头上的情景让我震撼，离别时，人们拥抱流泪、依依不舍。之所以如此悲壮，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不是普通的远行，此次分离便不知归期。当时印尼政府要求回国的华侨必须签署“永不回印尼”的声明，还要在上面印满10个手指的指印。

　　可即使这样，我也要回国。我要回国打羽毛球！

　　离家时父亲已经不在，拜别母亲时，我把打工积攒的一点钱留给了她，仅随身携带简单的衣物。但有一件东西很重要——一封介绍信，信里介绍我是一名成绩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希望中国体育部门接纳我、为祖国效力。

　　为了实现回国的梦想，我整整等了5年。这5年里，我多次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申请回国，但都被拒绝。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优秀运动员回国，大使馆担心这会影响中国和印尼关系，所以迟迟未答应。直到了1960年，印尼境内的排华甚嚣尘上，我的回国申请很快被批准，可这时，我已经从19岁变成了24岁。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所有印尼华侨刻骨铭心的岁月，尤其是我们这些靠做小生意谋生活的家庭更是艰难。在岌岌可危的时候，祖国派出了轮船接我们回国。那时的人们，感受最深的是，虽然小家没了，但我们身后还有祖国这个大家，因此能回国是最幸福的事。

　　那时印尼华侨人数众多，也空前团结，大家一同努力，克服困难，安顿难民，捐款捐物……我回国的船票就是日惹茶厂老板曾庆赞捐助的。跟着我训练打球的两个小妹李芳梅、李薇美的妈妈还出面帮我筹款，为我准备了回国过冬需要的衣物和生活用品等。时至今日，这一切依然让我铭记在心。

　　02

　　我的父母是福建福州人，他们于上世纪20年代来到了印尼，辛苦了近半辈子才有了一家小商店和我们一家7口人。

　　5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上面有2个哥哥和2个姐姐，我们轮流做家务，读书空余的时候，还经常与小伙伴们玩耍。

　　在印尼街边

　　印尼地处地球的赤道，只有雨季和旱季，每天的天气有如时间的指针般准确，一般到了傍晚，就没有了风，很适合打羽毛球。虽然天然条件良好，但羽毛球这个源自西欧的运动，毕竟是“贵族的游戏”，因此印尼当地很少有人“玩”，多是华侨在从事这项运动。似乎水到渠成一般，我也迷上了它。

　　那时，我在日惹华侨学校读书，傍晚的时候，就会和同学一起找一块空地打球。在坑坑洼洼的泥地，羽毛球落在地上时，灰尘不断，却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对这项运动的钟爱。起初，只是喜欢这个运动，但后来就越打越好，开始代表学校队和日惹市参加比赛，有机会认识了陈有福、陈景源、陈景义等高水平的运动员，他们也都是印尼华侨。

　　1954年，我代表中爪哇省参加全印尼运动会，获得了羽毛球团体冠军，在印尼羽坛初露头角。也许因日惹羽毛球队的水平在印尼“小有名气”，1957年中国羽毛球代表团访问印尼时，特意来到了日惹市，举行了一场“友谊赛”。

　　1957年，与羽坛巨星王文教（左）合影。

　　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比赛，因为来访的中国羽毛球的运动员，如王文教、陈福寿等，都是中国顶尖的运动员，也是当时世界级的运动员。中国羽毛球队的到来，使得整个城市像过节一样热闹。比赛在一座仓库里举行，但来观看的人却有2000多人，把整座仓库挤得满满当当。当时我与王文教对阵，我属于防守型，王文教是进攻型。最终他赢我输，但我的球技给王文教留下深刻印象，他给予了我很高的评价。而我也成为了大家熟悉的“公众人物”，甚至几十年过去了，日惹人还记得那次的比赛，记得我的名字。

　　羽毛球给予了我这辈子难舍的充实感。

　　03

　　也是那场比赛，我和中国羽毛球功勋运动员相识相知，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最关键的是他们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的道路。

　　那时的我，十分羡慕这些原本也是印尼华侨，现在却能代表祖国——中国打球、为祖国做贡献的运动员们。也是从那时起，我的心里也萌发了回国的念头。正好日惹中华总会的负责人也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回国，为祖国效力。这对于我来讲，真是一件好事，于是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谁想回国的道路走得并不顺畅。

　　说实在，那段时间我的心情的确很压抑。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经济陷入困境，为了帮助家里，我只好辍学打工，白天到一家饼干厂当推销员，晚上继续羽毛球训练。

　　因为是业余训练，根本没有教练帮助，只能靠自己体会和领悟。日子这样一天天过去，作为运动员的黄金岁月就这样一点点消失。

　　1997年，在印尼与2位哥哥还有嫂嫂合影，而今他们已经离开了人世。

　　与家境好的人相比，我能打羽毛球实属不易。小时候，每次出去打球，我只能带一只球，羽毛球不是很贵，却是哥哥姐姐们辛苦攒钱买来的。羽毛球拍更是如此，我总怕不小心把木头框架的球拍折断。整个少年时期，我甚至没有一双好球鞋，只能光着脚在砂石地上打球。

　　但只要到场上，一拿起球拍，就可以马上到了忘我的状态。以右手执拍，紧紧不放，目光注视着前方，等待球的到来。

　　……

　　1960年6月8日，我以同样渴望的目光，等到了“芝万宜号”轮船。耳边响起回荡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嘹亮”……

　　我登上了船，它载着我们这群回归的青年，一路向北乘风破浪，即使遇到风浪，颠簸起伏，也不顾一切奔向远方。我们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那个时代的爱国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