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家人合影。

　　杨振祥，印尼归侨，1936年出生，曾在云南省体委任羽毛球队教练、运动员等职，并协助国家羽毛球队训练；1977年起，受国家体委指派，赴墨西哥、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国的国家羽毛球队任教。

　　口述 | 杨振祥

　　撰文 | 朱婷 林小宇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2020年以前，怎么也想不到，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一场疫情搅乱了世界、搅乱了我们的生活。

　　一样没想到的是，70多年前我第一次握上了羽毛球拍；70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它，我从印尼小城日惹来到中国，又走向了世界。

　　01

　　1977年的一天，国家体委安排我作为羽毛球援外教练前往墨西哥。即使是现在，能代表国家出去，也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情，何况是当年。因此到了墨西哥，我更是全身心投入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每天，都与运动员一样在球场训练，一起流汗，一起跑动。这些对我而言是必须的，可在外籍运动员看来，中国教练与别人不大一样。据他们讲，以前的外籍教练多是坐在场地外，很少有下场亲自与他们一同切磋。

　　外派至墨西哥时

　　很快，我培训的一批运动员中，有2名成为了墨西哥国家队运动员。为此，墨西哥体育官员在专门举办的告别宴会上表示，希望我代他们向中国政府转达谢意。之后的几年里，我又先后被派往尼日利亚、阿根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直到1987年的一次偶然，我与西班牙定下了缘分。

　　那一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多国的羽协主席都来到北京。有一天，西班牙的羽协主席贺谢路易斯来到球场，他手拿一份《世界羽毛球杂志》，指着杂志上的一张相片问是不是我。那是我的一篇文章《如何打好羽毛球》，文章旁正好附上了我的一张半身照片。没想到贺谢路易斯看到这篇文章后，就找到了我，想邀请我到西班牙执教。

　　02

　　那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但我毕竟是体制内的人，要应聘到国外当教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经过各方的努力，最终我在2年后来到了西班牙，成为了西班牙体育协会里唯一的亚洲人。

　　羽毛球起源于欧洲，时过境迁，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下，当羽毛球成为了亚洲普及率最高的球类之一时，却在欧洲逐渐式微。我到西班牙时发现，许多欧洲人都不了解羽毛球，甚至没见过羽毛球。

　　我巧妙地借鉴了之前的外派经验，在欧洲遇到学员时，迅速找准定位，“对症下药”。欧洲运动员人高马大，力量有余，灵活不足，在比赛中，常常败在亚洲人的拍下，加之欧洲运动员不如亚洲人吃苦，训练成绩提高得很慢。于是我针对性地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充分挖掘出每个人的潜能，严格地磨炼他们的意志。

　　与卡罗列娜马琳。

　　马琳是一位西班牙小女孩，我第一次遇到她时，她才10岁，我成为了她的羽毛球启蒙教练。她训练认真刻苦，很快就成为西班牙优秀的羽毛球选手。之后更是成为了西班牙羽毛球界乃至世界羽毛球界的一颗新星，一人拿到了三项世界冠军。看到她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我心里有一种特别的幸福，至少我没有辜负贺谢路易斯期待，没有辜负西班牙人民对我的信任。2019年，我还收到了西班牙国家体委颁发的一枚奖章，奖励我为西班牙羽毛球事业做出的贡献。

　　西班牙羽协主席为杨振祥授奖章。

　　每次遇到马琳，她都会亲切地称呼我“yang”，但她不知道的是，她首次获选进入奥运会比赛时，正好是北京奥运会。纵然心里清楚，她当时的实力还比不上中国运动员，但当她与中国运动员对决时，我的心里依然产生着难以克制的“纠结”与“忐忑”。没想到，还真有人问我，“你希望中国赢，还是西班牙赢？”这或许是我这辈子最难取舍的事情，最难回答的问题。于是我只能“避而不答”，在远远的观众席上，看他们比赛。

　　03

　　从2001年开始，我受国际羽联的委托，又先后到了巴西、多米尼加、危地马拉以协助拉美国家的羽毛球运动；2010年后，在德国、捷克、卢森堡等国家担任羽毛球教练，其中在德国两次，培训的德国运动员马克，之后成为了欧洲知名的运动员。

　　2020年的8月份，马克获得了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男女混合双打的冠军。我在电视里看到了这次比赛，这也是我在疫情中，收获的一份“礼物”。

　　与德国运动员马克。

　　自己现在年岁已高，岁月不饶人，渐渐淡出了羽毛球的核心地带。但看到自己的学员能取得好成绩，也是一种慰藉和荣幸。越是这样，我越是放不下羽毛球，更愿意发挥自己的余热，为普及羽毛球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从2016年开始，我就在西班牙各地教授羽毛球，希望在西班牙人这份热爱足球的土地上，也播撒下羽毛球的种子。

　　这是一项没有报酬的工作，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因为要去的地方很多，路途很远。从马德里到西班牙南部要七八个钟头的车程，往北部也需六七个小时，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路上。

　　普及羽毛球，更多地从基础知识开始，甚至是从如何握拍开始。看着眼前的人们，有时会忽然想起当年的自己。1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拿起羽毛球拍，球拍是木质的，场地是砂石的，我没有胶鞋，只能赤脚打球。因为家庭贫寒，每次每人只能带一粒羽毛球，而一粒球大约只能打十多分钟。当时更没有教练教我打球，如何“握拍”只能自己慢慢体会。

　　与家人及英国朋友聚会。

　　时光荏苒。已经记不住自己教过多少外国运动员，但越是到后来，越觉得我的羽毛球事业，不仅关乎体育运动，作为身在海外的华侨，我在努力与世界友好往来；而作为一名老归侨，能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力量，这真是我从内心感到最幸福的事情。

　　04

　　除了2020年，我每年都要回两个地方：一是中国，二是印尼。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我的家，“回家”是我一定要做的事。

　　与中国退役职业男子羽毛球运动员熊国宝。

　　回到中国，也是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一是北京，二是昆明。在昆明，我有了自己的家，妻子也是印尼归侨；两个女儿也在昆明出生，对那里有着很深的感情。到北京则是为了看望羽毛球界的老朋友，王文教、陈福寿等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见到他们感到格外亲切。

　　与羽坛名将王文教（中）、侯加昌（右）。

　　2019年，王文教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这对于我们羽毛球界是极高的荣誉，对于我们归侨而言，也是极高的荣誉，更何况，王文教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们在印尼日惹比赛时，他代表中国队，我代表印尼中爪哇，那时我们都还年轻。

　　……

　　还记得1960年初，我在印尼三宝垄的港口送友人回国，正好遇见了启程回国的侯加昌。他也是印尼华侨羽毛球运动员，也是为报效祖国而回国。他知道我不久也将回国，便对我说：“我们祖国见”。

　　那是一种回家的感觉，现在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