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政协委员、省知联会副会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无党派人士。1982年生于福建省泉州市东石镇。曾担任《中国新闻周刊》《GQ》《周末画报》等媒体执行主编、总监。作品多次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亚洲出版协会特别报道大奖等。个人首部非虚构作品《皮囊》，被译成英、俄、韩、葡等多语种，在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发行，发行量逾600万册。2022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命运》。2024年6月，全新中短篇小说集《草民》上市，与《皮囊》《命运》构成“金色故乡三部曲”。同年12月，长篇小说《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上市。

　　作为从福建闽南小镇走出的作家，携“故乡三部曲”——《皮囊》《命运》《草民》——被中国读者熟知的“蔡崇达”三个字，已成为一种文化身份。然而，在他本人看来，这种被广泛接受的阅读现象，并非源于个人表达的成功，而更像是一次文化经验的回响：“不是我的书畅销，是福建文化受欢迎。”

　　近日，我们走近蔡崇达。在这次访谈中，蔡崇达从自身的成长经验出发，层层回望“故乡”如何塑造了他的精神结构，又如何在更广阔的时代语境中，与当下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的精神安放问题发生共振。在他的叙述中，一条“来处——去处——归处”的路径逐渐清晰。

　　蔡崇达认为，人在年少时，容易误以为故乡“一眼看到底”，也以为自己已然明白自身从何而来。但随着行走的距离被不断拉长，与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发生接触，人反而会意识到，内心尚有大量未被照亮的部分。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个体才逐渐获得“看见自己”的能力。

　　在他看来，写作之所以常常从“写自己”开始，并非出于自恋，而是因为许多作家正是在离开原生环境之后，才真正具备了回望家庭与故乡的距离感。世界并不是与个体对立的存在，而是一面不断映照内心的镜子；而人的内心，也同样反向折射着世界。二者在不断叠加中展开，既无穷尽，也无定式。

　　这种对“来处”与“去处”关系的理解，贯穿于蔡崇达对故乡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之中。他并不认同将二者视为彼此对立的两端。相反，在他看来，一个无法理解自身来处的人，很难真正看清未来的方向；而一个没有见过足够多“去处”的人，也难以对自己的根源形成深刻认知。

　　正因如此，蔡崇达对“过早”离开家乡持有一种审慎态度。他回忆，人在少年阶段，往往急切地想要借助某种宏大的思想体系来安放自我——可能是哲学、心理学，或其他看似深邃而完整的秩序。但如果在尚未建立自身精神结构之前，便被这些庞大体系完全覆盖，个体反而可能失去生长自身语言与感受的机会。

　　谈及闽南文化最为独特之处时，蔡崇达将目光投向成长环境。他认为，闽南孩子从出生起，便被一层层精神秩序所包裹：族谱所呈现的时间纵深、宗祠所承载的群体记忆，将每一个个体置于历史、族群的包裹中，只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察觉这种“文化触感”的存在与意义。

　　蔡崇达回望自己在泉州师范学院求学的那四年，将其视为极为关键的时期。那段时间里，他并未急于确立写作姿态，而是反复追问：这片土地所储存的文化究竟是什么。他行走于泉州老城的大街小巷，走访古建乡村，在不断的观察与体认中，逐渐完成了与故乡更深层的精神连接。

　　出于一种切身体验，蔡崇达甚至尝试以闽南语进行现代小说写作：有些感受，用普通话可以准确表达，却难以抵达人心最贴近生活的那一层。闽南语所携带的，不只是词汇意义，更包含了生活温度、情绪褶皱与时间沉积。在他看来，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秩序，选择何种语言书写，实际上是在选择以何种世界观和情感结构去理解世界。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被问及作品近年来被更广泛读者接受的原因时，蔡崇达再次将目光从个人转向文化传统。他认为，与其说是自己的作品“畅销”，不如说是福建文化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深层精神遗产在当下重新被需要。闽南文化在历史上，是中原文化在迁徙过程中的一种保存形态；无论是衣冠南渡，还是后来走向东南亚的华人迁徙，这种对精神秩序与文化传承的珍视，始终贯穿其中。

　　他举“厝”这一闽南语词汇为例，指出其古义并非简单的“房屋”，而是“暂时安放灵魂与躯体的地方”。千年之后，这个词依然活在福建南方的日常生活中，它本身就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回声。也正是在这样的回声中，个体被不断提醒：居所是暂时的，精神的来处却始终存在。

　　在谈及福建文学的位置时，蔡崇达并未将其简单理解为中国地域文学的一个分支。在他看来，福建文学自诞生之初，便天然地处在一条向外延展的文化通道之中。

　　福建所面向的，并不仅是内陆腹地，更是广阔的海洋。历史上，闽南人一代代渡海而去，在东南亚、在更远的地方生根立业，也将语言、风俗与生活方式一并带到了海外。这种迁徙经验，使福建文学与海外华语文学之间，从来不是“输出”与“接受”的单向关系，而是一种长期并行、生长互证的关系。

　　在蔡崇达看来，所谓“海外华语文学”，并不是脱离中国文学传统的另一个系统，而更像是同一棵树在不同土地上的延展。它们面对的，往往是相似的问题：如何在离开母土之后，重新安放自我；如何在多重文化语境中，保持精神秩序的稳定。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更愿意将“福建文学”与“海外华语文学”一同放置在一种“大南方文学”的结构中加以理解——它既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又在不断的迁徙、流动与重建中，积累了关于身份、根系与情感安置的独特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只属于福建本地，也不只属于海外华侨华人，而是构成了一条横跨地域与国界的文化链条。

　　这种链条的存在，使福建文学在当下重新获得了一种面向世界的现实意义。当越来越多的人在全球化进程中经历流动、离散与重建时，侨乡文化及其文学传统中所包含的精神经验，反而显现出跨文化的解释力。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蔡崇达也反复回到一个问题：中国文化，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被世界理解？

　　他并不认为文化的传播主要依赖于概念的输出或理论的阐释。相较于宏大的话语体系，他更相信小说这种古老而具体的形式。因为小说所呈现的，并非抽象的价值判断，而是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作出选择、承受命运、安放内心。

　　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真正可能进入世界视野的路径，并不是“讲中国道理”，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一段段可被感知的生活经验，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在情感与命运层面产生共鸣。

　　也正因如此，他始终将写作理解为一种关于“人”的工作。当小说能够真实呈现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困境、挣扎与尊严，它所承载的文化经验，便会自然地被理解、被接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并不缺少进入世界舞台的可能性，真正需要被不断打磨的，是表达方式本身——如何让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精神经验，通过小说这一载体，被转化为可被他人感知的生活故事。

　　当话题转向未来写作方向时，蔡崇达清晰地意识到，当下所面对的问题，关乎人在时代变迁中如何安放内心的普遍命题。在他看来，当下中国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大规模迁徙，使得许多人面临与历史上闽南先民、海外华人相似的处境——离开母土之后，如何安放内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坚持认为，作品被读者接纳，并非源于个人表达，而是因为传统文化所积累的精神经验，正在为这个时代提供回应。在他看来，以这片土地积累了数千年的精神经验，去回应当下的人心。而这条通向“去处”的路径，最终仍然指向文学本身。